读罢孙之星同学长达5000字的来信，最令人感慨的大约是下面这句话：“曾有人把孙老师树为应试教育的代表，而我将以我全部的生命去证明他不是。”
出于学生对老师的热爱，自然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以“全部的生命”也有些言重。但读罢情真意切的长信，我们确实有必要自问：在媒体对孙维刚老师的大量报道中，是否过多地将着眼点首先盯在了“55%考上清华北大”和多少块“奥赛”金牌这样的“新闻点”上，却不自觉地冲淡了人们对孙老师毕其一生所追求、探索的教育理念和理想的关注和思考。
在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和对素质教育的呼吁方面，媒体无疑一直发出着最响亮的呼声。可是，在孙之星同学来信的提醒之下，检索一下孙维刚老师去世之后的媒体报道，我们却不得不有些尴尬地承认，在对孙老师的一生的事迹进行回顾并被其感动的时候，却恰恰是那些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可以被“量化”的“指标”，首先吸引了媒体的目光，并给予了最突出的强化处理，似乎只有这些“硬邦邦”的指标，才能最有力地证明孙老师的成就。呼吁素质教育最切的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
倒是孙老师的一个学生，以一封5000字的长信，以其在受教于孙老师时的点点滴滴的感受，以孙老师生前施教过程中的一个个细节，相对丰富和完整地勾勒出了孙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而那些骄人的成绩，只是这一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中的一部分。
当然，在应试教育还在大行其道，素质教育还处于被“呼唤”中的时候，升学率、重点大学升学率等“硬指标”，依然是衡量学校、教师教育水平的主要依据，也是大部分学生、家长对一位好老师的期待所在。在这种背景下，媒体将对孙老师的敬意，转化成若干量化的指标，也是自然的选择。或许，这就是媒体所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和矛盾。甚至这也是孙老师生前曾经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和矛盾。
而孙老师的实践和他的学生的来信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就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尴尬和矛盾，我们也应该以最坚定信念、尽最大的努力，实践我们所期待和呼唤的素质教育，并最终完成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变革。
在对素质教育的呼唤过程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有的“教育链”中，当处于顶端的高校入学的择优机制，即现有的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处于“下游”的中小学教育就不可能走出应试教育模式的怪圈。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观点的影响下，尽管人们对素质教育充满期待，却对素质教育的实践缺乏信心和动力，却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热切却无力的“呼吁”上。
而孙维刚老师则以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这成绩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些数字上，更体现在他的学生对他的热爱、怀念和他们的成长上——告诉我们，素质教育可以从一堂课、一个班和一个老师的一生努力上开始，并取得成功。一种由“下”而“上”的实践，也是促进、推动教育改革的巨大力量。
必须承认，这种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双重目标挤压下的努力是崇高却又悲壮的，孙维刚老师为此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作为媒体，应该更自觉、更敏锐地发现、发掘他的真正的价值，和对现有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提出的警示和挑战。媒体没有很好地做到，孙老师的学生提醒了我们
